道教是怎样产生的?

道教是公元一四二年張道陵倡導,入道者捐五斗米。當時稱五斗米教,以公元前李耳的“道德經”作為經典。教徒們稱李耳為太上老君,稱張道陵為天師。張角又以李耳的“太平經”創建了太平道。后兩教合為一教,“道教”。舉行了中国曆史上的黃巾起義。

商鞅,张仪,范雎和李斯,谁的能力更大?

商鞅有开新立派之功。按照皇帝庙号排位,商鞅必须属于太祖、高祖的辈分。

李斯属于集大成者。但无论怎么集大成,也是以商鞅变法为基础,所以排位第二。

至于张仪、范雎,纵横之士而已。立当世之功,靠得是运气;称来世之名,靠得是演义。这两个人,跟商鞅、李斯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。

如果非要找一个与商鞅、李斯并驾齐驱的,那就是吕不韦。没有吕不韦积攒国力,嬴政就没法发动统一战争。李斯是集大成者,但李斯也曾是吕不韦的门客。所以,吕不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首先说商鞅那商鞅到底有多厉害?

14世纪的时候,佛罗伦萨共和国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,搞了一次人口普查,统计出一个人口花名册。但是,这个花名册没法用。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,光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。对着这么个花名册,你都分不清谁是谁,那还怎么用?

但是,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4世纪没做成的事情,商鞅却在公元前4世纪做成了。而且,做得要比佛罗伦萨的人口花名册更精致、更复杂。

《商君书》指出,国家必须调查清楚十三项数据,分别是粮仓、金库、成年男子、成年女子、老人、体弱的人、官员、吏员、游士、商人,牛、马、饲料等。

这就是数目字管理。

列国竞争,要知己知彼。但是,七大战国里面,有谁做到了知己知彼?首先这个知己,就做不到。自家有多少人口,谁也数不过来。而商鞅变法却给数出来了。

其他还有军功爵位、编户齐民、推行县制、统一度量衡,等等这些,随便拿出一个,都能让前现代的欧洲国家追个几百上千年。

这就是开新立派。后面无论是谁,都要在商鞅这条路上走。秦战国是如此,秦帝国也是如此,其后的历代中央王朝都要照抄商鞅的作业。甚至,抄作业,这些家伙都抄不好。

其次说李斯李斯是在商鞅基础上的集大成。

法家思想的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。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、慎到的“势”,韩非子集于一身。

啥叫集大成者?不用追问什么概念定义,简单说就是韩非子把该说的话全说完了,后来者照着说或直接引用就行了。比之韩非子,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就是小学生的水准。

韩非子侧重于理论,实践没给他机会。在实践上集大成的,则是李斯。这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,算是同学关系。

这个实践上的集大成,就是把法家的政治实践从关中的秦战国推广到整个帝国层面。

这不是一件小事儿。

王安石在当宰相之前,一直做地方官,从县令当到知府。他有机会验证他的变法主张。但是,当了宰相之后,他就要把自己的这套主张推广到全国,结果却杯具了。一县一府可以玩,放大到整个宋朝就没法玩。

商鞅变法分秦国三十一个县,而秦统一之后则分全国三十六个郡。这完全是数量级的区别。而李斯却能把秦战国的模式套到整个中国。

国家皇帝制度、政府三公九卿制、地方郡县制,彻底取消封建制。王翦虽有灭国之功,却不敢奢求一块封地。原因是制度上就不允许。

百代皆行秦政法。商鞅的作业给出了战略,李斯的作业给出了攻略,以后的历代王朝,全部都要抄这两个人的作业。

那后世王朝就没有开创性的制度吗?有。科举制就是。但科举制要服务谁?科举制服务的对象是君主,也就是皇帝。法家就是主张强君,这是抄其战略。科举制对接的标的是官僚,也就是官僚制。法家就是要建立官僚制,这又是抄其攻略了。

最后说张仪和范雎如果法家是道,那么纵横家就是术。

道是一把重剑,重剑无锋却无往不破。术是一把利剑,游刃有余而四两破千斤。但是,没有术就不行吗?

庖丁解牛,“合于桑林之舞,乃中经首之会”。宰牛都能宰出艺术来,我们必须得服。然而,没有庖丁的技术,我拿把斧子就不能宰牛了吗?当然可以。

这就是道与术的区别。

道,没有不行。没有法家思想的指导、没有法家制度的实施,秦战国就无法统一天下。

术,锦上添花。道对了,术就是时间和效率的问题;道错了,术得作用是争取时间,然后等待对手犯错误。

张仪一语点破要害,要连横。

但是,不点破,秦战国就会跟个傻似地不找盟友吗?

范雎一下找到了关键,要远交近攻。

但是,没找到,秦战国就非要隔着三晋去打齐国吗?

而且,这两个人的操作,也没到庖丁解牛的水准。

就那张仪来说,他把楚怀王骗得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。的确聪明伶俐了、的确手腕高超了,但是秦国的人设也崩了。

张仪这个丞相主要是搞外交,但外交的根本是人设啊!你总盯着大白馒头而不讲武德,就是拿到利益却失去道义。这是自毁人设。

秦武王继位后,张仪这个丞相就没法当下了。原因就是人设太差,没法用了,秦国怕丢脸。

而在大政方针的谋划上,张仪完全是二流水准。

张仪主张攻韩,司马错主张攻蜀。如果秦惠王采纳张仪的建议,去攻韩。立即出现的结果,是连横必然废而合纵必然成。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连横谋划,全要付之东流。

你都把韩国拿下来了,天下诸侯还怎么跟你搞连横?而司马错的伐蜀,才是真正给秦国加了一波厚血。以前的秦战国是个战士,现在则是战士加坦克。没有吞并巴蜀,削弱楚国和消灭楚国,几乎不可能。

这就是差距。张仪非常聪明,却不够智慧,不具备全盘解读战国竞争的能力。至于重剑无锋的大道至简,张仪完全玩不了。

那范雎呢?

一个邯郸退兵和赐死白起,就能抵偿他所有功绩。范雎的主张是远交近攻,颇有几分地缘政治的味道。但,你秦国不远交近攻,还想能怎么风骚走位,隔着三座塔就要偷水晶吗?

之前的确是干了二百五的事,但主要是因为魏冉这家伙太自私。他拿着秦国的兵,去宋国给自己家抢了一块封地。这是外戚乱政。而范雎所做的,也就是拨乱反正。

但是,时间也不会太长。因为芈八子和魏冉也快被老天收走了。昭襄王专政也就是眼巴前几年的事情。关键是芈八子和魏冉并非一无是处。这两个人都是狠角色。

而秦赵长平之战,是你范雎谋划的吗?前面搞输出的是白起,后面疯狂补血的是昭襄王。而至于怎么打起来的,以及怎么打死这么多人,完全出乎秦赵两国君臣的意料。

等仗打胜了,你范雎开始担心白起功劳太大了,然后死命煽风点火,硬是让秦国从邯郸撤兵了。白起撤兵之后,秦国立即出现王将不和的局面。这是大事。上纲上线的说,这是阴阳失和了。

丞相有调和阴阳、率领百官的重任,那你范雎是不是该处理一下这起大事件呢?并没有。然后,昭襄王就把白起赐死了。国之干成,就这么死了。秦国要范雎这么个丞相还有啥用?

所以,商鞅和李斯,是一个水准的。

如果非要论个先后,那就是商鞅第一、李斯第二。这不是由能力决定的,而是由历史决定的。商鞅比李斯早出生了一百多年,然后就当了法家老祖(真正的老祖应该是李克),李斯再厉害也要往后排。

至于张仪和范雎,完全不入流。

张仪可以做个外交部长。至于安邦定国,司马错论伐蜀这件事,已经证明张仪的水准了:不入流。范雎陪王伴驾,做昭襄王的首席政治秘书,勉强可以,而位列朝堂则少了气度和格局。

张仪和范雎,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,就是人设差。张仪是在外面坑蒙拐骗,范雎则是在内部煽风点火。同样都是战国游士,但越到后面就越没底线。

等秦末乱世的时候,你几乎找不到一个鲁仲连之类侠义游士。大家都是削减脑袋往上爬的人。

墨子游走列国,还是在推行自己的一套理想。至于儒家的孔孟,则更是理念先行。这伙人是主义立身的。而后面的全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
至于原因,一个是贵族精神越来越淡漠了,礼崩乐坏开始还是坏在形式,后面则是内核塌陷;另一个是竞争太激烈,以前风花雪月就能赢,后来你就是走极端、无底线,也未必能赢。

c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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